1802年，英国议会为了对琴那表示感谢，授予他一笔一万英镑的奖金，几年后又追加一笔两万英镑的奖金。虽然，琴那获得了各国政府的支持与鼓励，尤其是英国政府的奖励与表扬，但是，他在学术界却遭到了拒绝。1813年，琴纳被推举为伦敦医科大学的教授候选人，但是，校方却要求对琴那进行考试，并确定考试的内容以希波克拉底（约公元前460～前377，古希腊哲学家）和盖伦（129～199）的理论为基础。琴那对此加以拒绝，他认为，征服天花就充分具备了教授的资格。然而，大学当局却不同意给他免试，琴那因此没有被选为教授。1823年，琴那在他的家乡伯克利逝世，享年七十三岁，最终，他也没有成为大学的教授。这也许是科学界的一大遗憾，但是，琴那的名字却永远留在世界的历史史册上，因为他是天花的终结者。
讲完了这个故事，我也谈谈自己的体会。首先，故事告诉我们，作为一名免疫学的研究人员，必须有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活细心的观察。琴那早年因为杜鹃鸟的行为研究，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，就是体现了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与观察。在街上跟踪挤奶女工，发现牛痘的秘密，这个故事来自于日本的一个流行版本，我选择这个版本，因为它更能体现琴那对于生活美的追求与欣赏。而对生活的热爱与兴趣，则是免疫学研究人员知识渊博，涉猎广泛的内在根源。其次，故事也告诉我们，科学的进步源自大胆的设想，更源自勇敢的实践。在医学实践的过程中，有的时候，需要勇气违背医学伦理的教条，背负道德的重压。琴那用金钱与菲普斯的父亲进行交易，在儿童身上进行结果不确定的实验，这在今天看来，显然是违反医学伦理的行为，甚至可以说是反人类的行为。这种行为其实也是希波克拉底誓言所禁止的行为。我想，伦敦大学要求琴那在晋升教授的时候考试，并以希波克拉底作为试题的题目，就是要提醒琴那的行为违背了医学的道德。而琴那拒绝这种侮辱性的考试，也是情理之中的，但也显示出他心中无法释然的道德压力。其实，没有人可以批评琴那的对错。因为即使今天，我们都无法为琴那找到一个适当的解决方法，因为天花病毒只感染人类，没有适当的动物宿主，所以，如果选用动物进行实验（我的很多学生都是这样选择的），那么，实验只能是没有任何结果的。而目前，很多跨国公司，在进行药品试验时，也是选择到非洲等落后地区进行实验，这也是按照琴那的轨迹发展下来的。所以，医学伦理固然重要，但人类的生存也很重要，二者如何取舍，应该由疾病的客观规律来决定。第三，就是关于统计学等辅助科学对免疫学的意义。可以说，如果以今天的观点看，琴那的实验是无法通过新药评审的。因为既没有设立任何的对照，没有前后对照，也没有平行对照，而且没有任何的统计过程，只有一个例子。但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对照的孤例，开创了人类医学的新纪元，成为了现代经典免疫学的开端。而我们现在的很多人却特别关注统计等辅助性工具，而忽视了科学的内在规律，往往以对照和统计等问题，质疑科学的文章，甚至以此说，这些文章是伪科学，甚至学术腐败。这是不对的，这只能是学到了现代医学的形式，但没有学到现代医学研究的内涵，是很难有创新和突破的。第四，就是关于琴那的遭遇。其实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际遇，琴那的遭遇其实是很多科学研究人员所经历过的，而他的经历又是一个极端。应该说，虽然科学家都相对的单纯，但也有相当霸道的学术权威——学霸。而琴那虽然发现了拯救人类生命的方法，但最终还是没有当上大学的教授，尽管与他同时代的医学教授，对于人类全部贡献的总和都不一定有他的百分之一多。这也是他没有听从皇家学会告诫的结果。如果，他当初能够听从告诫，不再呼吁种牛痘，很可能因为杜鹃的研究，就能够获得教授的位置。这样的故事，其实一直在世界的各地不断地重复上演着。所以，作为一名研究人员，自己认为重要研究成果，可能在学术委员会眼里一文不值，而学术委员会看中的研究成果，其实对人类没有多大的意义。可以说，琴那即使在当今的中国（包括香港和台湾），可能也很难当上大学的教授，因为没有 SCI的论文，只有一本自费发表的论文集而已。最后，真的说不清，这是科学的悲哀，还是科学家的悲哀。
北京大学免疫学系 王月丹 博士
于学院路38号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