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太宗贞观九年（公元635年）十一月，一种传说已久的神秘水果在京城长安引起了轰动，这就是来自撒马尔罕的金桃。撒马尔罕是唐朝时康国的都城，在今乌兹别克斯坦。据说，康国使团向唐太宗进献的这种金桃“大如鹅卵，其色如金”，仿佛来自仙境，甚至有人认为吃了它可得永生。
一千多年后，美国汉学家谢弗写了一本研究唐朝舶来品的专著，取名为《撒马尔罕的金桃》，在书中，他遗憾地说：“这种水果的滋味到底如何，我们现在已经无从推测了。”
撒马尔罕的金桃作为最神秘的外来物种，早已消失在历史中，或许它只是古人的一种美好的想象。然而，许多“外姓”食物则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开并日益本土化，从而改变了中国人的餐桌。
“民以食为天”，一方小小的餐桌承载着一部古代物种传播交流史，同时，它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。
因避讳胡人
你餐桌上的这些食物通通改了名
中国人餐桌上的外来物种不远万里、各有来头。从它们的取名上，大概就能猜出其传到中国的年代。比如，“胡”系列食物，多为两汉两晋时期由西北陆路引入，“番”系列大多为南宋至元明时期由“番舶”(外国船只)带入，“洋”系列则大多由清代乃至近代引入。
“胡”，古代泛指外国或外族，或指地处西域的少数民族地区。“胡”的称呼盛行于秦汉，延续到隋唐及以后。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，张骞先后两次率团出使西域。这中间诸多艰辛是我们后世人所不能想象的，当时的人们也并不理解他千里迢迢跑去吃土，哪怕是被匈奴人扣留达十年之久，为何还要再次送人头？
张骞通西域自然是有非常复杂的政治原因，不过老百姓并不关心这些，直到十年或者数百年后，人们发现集市上出现越来越多的来自西域的食物，或许会有人感叹一句：多亏了张骞……
西晋名臣张华就是这样一位热衷稀奇玩意儿的人，此人出身名门（张良的第十六世孙），而且博闻强识，编纂有中国第一部博物学著作《博物志》，他在书中说：“张骞使西域，还，得大蒜、安石榴、胡桃、蒲桃、沙葱、苜蓿、胡荽、黄蓝。”据说由张骞带回中原的农作物还有不少：胡瓜、胡豆、胡蒜、胡麻……
胡桃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核桃，《博物志》中记载“张骞使西域还，得胡桃种，故以胡羌为名。”后石勒讳胡而改名为核桃。
胡荽，学名芫荽，我们常称为香菜，其原产地在地中海沿岸。《博物志》记载说，“张骞使西域还，得胡荽。”《本草纲目》引陆机疏“卷耳”曰：“其叶青似胡荽。”从这两则最早的记载，可见人们认识胡荽的时间大概在东汉至魏晋时期。后石勒“讳胡，故晋汾人呼胡荽为香荽”，胡荽便改名为香荽（也有“原荽”一说）。
胡瓜，就是大家常说的“黄瓜”，原产于东印度的西北部，《本草纲目》曰：“张骞使西域始得种，故名胡瓜，按杜宝《拾遗记》云：隋大业四年（608年）避讳，改胡瓜为黄瓜。”
胡豆，《本草纲目》称“胡豆，豌豆也。”《太平御览》中记载：“张赛使外国，得胡豆种归。”后因石勒讳胡而改名为“国豆”。
胡蒜，即大蒜，区别于本土的小蒜，晋代郭义恭《广志》：“蒜有胡蒜、小蒜。”《齐民要术》引王逸曰：“张骞周流绝域，始得大蒜、葡萄、苜蓿。”
胡麻，即亚麻，最早见于汉代淮南王刘安著《淮南子》：“汾水濛浊，而宜胡麻。”杜笃《边论》曰:“汉征匈奴，取其胡麻、稗麦、苜蓿、葡萄,示广地也。”至迟东汉时汉地人已引进胡饼的做法，而胡饼需要胡麻。一般认为因此饼出自胡地，以胡麻做配料，所以称胡饼。后因石勒讳胡而改称麻饼、烧饼。
史上第一位“带货天王”
张骞的“行李箱”究竟有多大？
由西域传来的农作物除了“胡”姓，还有无花果、石榴、葡萄（蒲陶）、西瓜、菠菜（唐时传入中国）、胡萝卜（元时传入中国）等，而这些农作物中，除了胡萝卜传入中国年代很晚的缘故，其他几乎都被归为张骞名下。
张骞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，然而，有一说一，我们餐桌上的这些食物并不能简单溯源为“张骞带回”。
拿胡桃来说，最早记录胡桃的是《东观汉记》：“后汉有……胡桃宫。”《金匮要略》也有记载：“胡桃不可多食，令人动疾饮。”这说明胡桃引进中国的时间是东汉时期。《艺文类聚》引晋刘滔母《答吴国书》曰：“胡桃本生西羌。”而在东汉时期，羌的地理概念应该集中在现在的整个青藏高原地区。所以，胡桃无论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与张骞没有关系。
又比如苜蓿的传播。苜蓿是饲养马匹不可多得的优质草料，其实，汉代文献中并没有记载张骞传入苜蓿，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曰：“俗嗜酒，马嗜苜蓿。汉使取其实来，于是天子始种苜蓿、蒲陶肥饶地。”这里说的是“汉使”而并非“张骞”，显然这二者并不能直接画等号。而《汉书·西域传》则说得更明确，苜蓿和葡萄是太初三年（公元前102年）李广利破大宛后与大宛人约盟后带回中原的，此时张骞早已去世多年。
这些“胡姓”作物，因为产于胡地而又形似中国原有作物而得名，但《史记》《汉书》及其他汉代文献都没有由张骞引入的记载，很可能是后世的学者，根据传闻而加在张骞头上的。美国东方学者劳费尔著有《中国伊朗编》，作者探究了中国和古代西域植物的传播关系，他认为，“现在学术界竟有这样一个散布很广的传说，说大半的植物在汉朝都已经适应中国的水土而成长了，而且把这事都归功于一个人，此人就是张骞……其实张骞只携带两种植物回中国——苜蓿和葡萄树……只是后代不可靠的作者（大半是道家者流）认为其他伊朗植物之输入都要归功于他。日子久了，他成为传说故事的中心人物，几乎任何来自亚洲中部来历不明的植物都混列在他的名下，因此，他终于被推崇为伟大的植物输入者。”
由于古书传抄过程中的讹误、地理名称和植物名称的迁移联想等原因，导致张骞和“胡姓”作物画上了等号，史上第一位“带货天王”张骞就这样“封神”，令人不得不好奇：假如张骞真的带回来那么多西域“土特产”，那么……他的行李箱究竟有多大？在这方面，“吃货”乾隆表示深有同感，他俩都太“忙”了：如果说乾隆是为无数中华小吃背书的米其林“试吃员”，那么，张骞就是人们想象中专为西域带货的金牌代购。
番茄真正成为食品
走上中国餐桌不过百年
中国的“外姓”农作物中，“番”姓是另一大家族。唐代以后，由于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，海上贸易得以迅速发展，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、人类进入航海新时代后，一些美洲作物开始经由海上贸易辗转传到中国境内。由于这个时期人们把域外称为“番”，因此这时期引进的作物很多都以“番”命名。同时由于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，高产的经济作物占了大部分，包括番薯（红薯）、番麦（玉米）、番豆（花生）、番椒（辣椒）、番梨（凤梨）、番石榴、番荔枝等。
番茄的名称沿用至今，原生长在南美洲秘鲁，当地人称“狼桃”，15-16世纪，西班牙和葡萄牙探险家从美洲带回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番茄都是欧洲人花园里的观赏植物，没人敢食用，因为据说这种看起来很好看的食物有剧毒。直到17世纪，有一位“作死”的法国画家实在抵挡不住它的诱惑，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吃了一个，之后就安静地躺在床上等待死亡。结果当然是毫发无损，于是，番茄开始走上人们的餐桌。明万历年间的赵子函在1617年所著的《植品》，是目前我国最早提到番茄的文献，书中记载，西洋传教士在稍早的万历年间，把番茄和向日葵一起带到了中国，称为“番柿”，后因它的颜色鲜红，来自西方，所以就有了“西红柿”的名称。乾隆二年（公元1738年），《台湾府志》记载“柑仔蜜（番茄在闽南语里的名称），形似柿、细如橘、可和糖煮茶品”。可见，清朝时台湾人眼中的番茄是可以煮茶喝的。直到清朝末年，番茄才真正成为食品走上中国餐桌。
番椒，即辣椒，早在公元前2000年，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就已栽培辣椒。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，带回欧洲，1493年传入西班牙，后传到东南亚，明代后期开始传入我国。明代戏曲家和养生学家高濂的《遵生八笺》中记载有“番椒”，描述是“丛生，白花，果俨似秃笔头，味辣色红，甚可观”，这是中国已知最早的辣椒记录。30年后，王象晋的《群芳谱》中也收录了“番椒”，描述是“亦名秦椒，白花，实如秃笔头，色红鲜可观，味甚辣，子种”。高濂是浙江钱塘（今杭州）人，在清代的地方志中，浙江的地方志也最早记载辣椒，这说明辣椒早期的传播途径之一是通过海路先传入浙江，再从浙江传入中国其他地区的。
番薯，即我们所说的红薯。番薯最早种植于美洲中部墨西哥、哥伦比亚一带，由西班牙人携至菲律宾等国栽种。番薯最早传进中国约在明朝的万历年间，多年在吕宋（即菲律宾）做生意的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同其子陈经纶，见当地种植一种叫“甘薯”的作物，生熟皆可食，产量又高，而且不挑土地，于是决心把甘薯引进中国，以缓解家乡山多田少、粮食不足的现状。然而，当时的西班牙殖民征服视甘薯为奇货，“禁不令出境”。陈振龙经过精心谋划，“取薯藤绞入汲水绳中”，并在绳面涂抹污泥，于1593年初夏，巧妙躲过殖民者关卡的检查，“始得渡海”。
小小番薯的传入，改变了千百年来国人的饮食结构，使中国农业经济得到飞速发展，人口出现爆炸性增长。据史学家研究，大力推广番薯种植的康熙三十九年（1700年）到乾隆五十九年（1794年），清朝人口由1.5亿飙涨到3.13亿，翻了一倍多。
“洋”姓相比于其他两大家族，传入中国的时间较晚（大部分为明末和清朝），其传入中国的途径大多和外国人来中国传教的活动有关。其“洋”姓家族主要代表成员有洋芋（土豆）、洋花菜（菜花）、洋白菜（包心菜）、洋葱、洋姜（鬼子姜）、洋辣椒（秋葵）、洋莓（草莓）、洋橄榄（油橄榄）等。
这些传到中国的农作物都有一个逐渐本土化的过程。与此同时，中国的农作物也不断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输入到域外，由此形成了多种文明的互动。
